文科生学点理、理科生学点文这种大学通识教育真的很粗糙……

      中国的大学在传统上以专业教育见长,而以通识教育见短——这似乎是近几年从事通识教育的同仁的一般见解,也是促使其推广中国版本的通识教育的主要思想动机。

      但问题是,通识教育的必要性,似乎一直被当成一个想当然的前提,却罕有被系统性的反思。在此类反思相对匮乏的前提下,通识教育往往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文科生多上一点理科科目”“理科生多上一点文科科目”,并由此成为大学既有学科体系在授课对象方面的扩张(而非体系自身的演进)。

      但严格地说,这种做法是非常粗糙的。笔者虽然原则上也赞成文、理科学生得多了解对方在做什么,但彼此了解的基础应该是有共通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满足“通识教育”的形式要求。

      举个与之类似的例子,虽然我们不反对大龄未婚男女积极相亲找对象,但是也不能“拉到篮子里就是菜”,任意粗暴地男女配对。这道理放到文理汇通这个领域里,也是说得通的。

      一个学有机化学的为何一定要对《大学》或《中庸》有深刻的研读?一个搞数论的为何一定要会背很多唐诗?这些本事,除了在功成名就之后,能够在媒体面前显示自己有人文素养之外,其实对其职业发展没有本质帮助。

      然而,一个为法院建立自动化推理系统的计算机专家,却的确得懂点法学常识,而一个试图研究曹操家族血缘遗传路线图的遗传学专家,其文言文阅读水平也应当能够通读与曹氏家族有关的古代文献。

      换言之,泛泛层面上的文理汇通是缺乏实打实的“实战价值”的,而真正能够兑现为实际科研成果的,则是特定文科的特定路数与特定理科的特定路数之间的“精准对接”。但不幸的是,大而泛之的经典阅读计划,往往是难以提供此类“精准对接”的。

      批评者或许会认为我的上述批评意见过于功利。但大学本科一共才四年,第一年熟悉教育环境,第二年进入专业,第三年多少有了入门感觉,第四年忙着找工作,再刨去谈恋爱与参加社团的时间,青年学子究竟有多少时间熟悉中西人文基础经典,畅游于人类先贤思想的海洋呢?

      笔者本人便是教西方哲学与科学哲学的。我发现,甚至很多哲学专业的毕业生也不具备关于黑格尔哲学、胡塞尔哲学等艰深哲学体系的入门级知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能对非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提出过高的要求吗?因此,面对有限的教学资源与通识教育自带的巨大教学负担之间的张力,我们必须有所割舍。

      从当下实际情况看,只有紧紧抓住“实战性”与“接地气”这个目标,向大学生提供文理兼适、且对日后的职业生涯也会产生助益的新通识教育方案。由于笔者本人是文科学者出身,所以下述方案的文科色彩依然偏浓——但尽管如此,笔者也努力压缩了一些不能对理科教育产生直接帮助的文科课程,以便用最短的时间提高通识教育的效率。笔者的方案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逻辑思维或批判性思维训练对所有学科都具有普遍适用性,却不是大多数中国大学新生的必修课程,这一点非常让人诧异。很多人误认为数学好的人逻辑自然就好,殊不知逻辑所对应的操作对象——命题或者词项——自带自然语义,而对于附着自然语义的思维单位的顺畅逻辑操作来说,其所需要的训练其实与数学训练并不是一回事。

      我遇到过不少理科朋友,在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的时候,就基本不讲逻辑了。此外,对于自认为逻辑感不错却缺乏系统逻辑训练的人来说,是否能够在复杂的三段论推理之中违背“中项必周延过”等微妙的逻辑规则,也颇为难说。

      修辞学这门学问,研究的是怎样的话在怎样的环境内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效果。现在80后经常抱怨90后、00后说话不中听,关键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修辞学教育的缺乏(80后的语文教育水平明显高于90后,这客观上拉高了80后的修辞水平的平均分)。

      修辞学在西方的鼻祖,乃是亚里士多德,可现在的通识教育往往强调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却不强调出于同一作者、实用价值更高的《修辞学》,殊为可惜。

      现在一些大学都要求部分文科学生学习微积分,实际上对文科更为实用的数理知识乃是统计学基础。

      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都需要使用统计学手段,而且统计推理的方法也正“入侵”某些新锐的哲学分支,譬如实验哲学。更重要的是,许多日常生活中的推理谬误不仅与逻辑相关,也与统计学相关。譬如,对于贝叶斯推理公式的无视便是造成大量推理谬误的根源。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训练依然不是目前通识教育的核心部分。

      认知心理学是心理学研究中最为“硬核”的部分,却与人工智能等新锐学科的关系非常密切,亦在一定程度上与神经科学有交叉。对于认知心理学的前沿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了解文科交融的现实案例,并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基本的心理学素养。

      目下大学的英语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实战性不强,对于经典英语作家的解读难以迅速提高学生理解时下英语报刊的能力。大学英语教育应当朝向科技英语、新闻英语方向做全面内容调整,而将文学类英语阅读留给外文系的学生去做。

      缺乏世界历史、地理知识方面的熏养是当下大学教育缺失的另外一个维度,而对于经典文献的阅读其实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譬如,阅读古代作家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的作品,并不能帮助学生理解今天的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复杂关系。

      应当通过对于优秀旅游指南与各国国情小册子的阅读,以最有效的方式补足这些知识短板。

      伦理学是一门很精深的学问,但恕我直言,我实在看不明白让一个非哲学系学生阅读晦涩的《实践理性批判》的意义。更直接有效的教学方法,是讨论与职业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伦理学问题,这样学理科、工科与医科学生也更容易从相关案例之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而要执行如上通识教育方案,显然需要大学管理层重新调配既有的教学资源,而不能被既有的各科系教师的学术偏好“牵着鼻子走”。相比较而言,在规模比较小,科系既有力量比较薄弱,而校方财政资源又比较丰富的院校,上述方案或许更为可行。